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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菏泽找水打井

    author:广西宏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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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time:2020-04-25 08:30:03

    本文由广西宏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,重点介绍了找水打井相关内容。广西宏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专业提供机钻井多少钱一米,钻井工,农村打井等多项产品服务。公司产品服务因高质量,低价格等优势,获得行业内一致认可,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。

    找水打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作者奥尔罕·帕慕克。从他2006年获得诺奖后,仍然笔耕不辍。前后又出版了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等作品。2016年,他首次尝试写一部比以往作品都短的小说——《红发女人》,据帕慕克本人透露,这个故事在他心中酝酿了三十年。相比他此前最知名的几部代表作,《红发女人》少了一些铺排、华丽的句子和繁复的叙事技巧,显得更“接地气”。视角延续“怪东西”中的“底层人民”。这次主角曾经与土耳其古老的手艺——挖人一起工作。这本书在土耳其上市两年,卖出了二十万册。

    小说名为“红发女人”,很多读者第一反应是女性故事。但其实简单来说,帕慕克讲述的是几对父子的故事。在小说中,作家试图阐述一个经典的问题:“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,是宽容我们的一切,还是教会我们服从?”书中四个人物——杰姆、挖师傅马哈茂德、杰姆的亲生父亲以及杰姆的儿子恩维尔——他们之间既是父与子,师傅与徒弟,又是上层与下层,亲人和仇人。英国《卫报》评论“它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深度剖析父子关系”。

    2017年,帕慕克在纽约的政治与散文书店,与著名作家、《想象共和国》《在德黑兰读〈洛丽塔〉》的作者阿扎尔·纳菲西举行一次文化对谈。对谈围绕《红发女人》和帕慕克的写作。

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    帕慕克新书《红发女人》中文版

    时间:2017年9月28日

    地点: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St. Paul's Lutheran Church

    嘉宾:奥尔罕·帕慕克、阿扎尔·纳菲西

    主办方:政治与散文书店(Politics and Prose Bookstore)

    全文译自youtube.com 译者李琬

    N=阿扎尔·纳菲西

    P=奥尔罕·帕慕克

    主持人:

    我们非常欢迎奥尔罕·帕慕克回到DC,我们上一次邀请他是2015年,当时他出版了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。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人,他主张言论自由,而且他是仍然活跃的最优秀的作者之一。在他已经出版的十余部小说中,他一直在探讨有关美、原创性、复制和镜像的主题。在他成为小说家之前,他曾想成为艺术家和建筑师。

    他的新作《红发女人》充满了镜像和孪生的母题,它对比了波斯史诗《列王纪》和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故事,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关于父子的故事,但同时,它也讲述了梦想、爱、诱惑、被抛弃和被遗忘的人群,以及古老的掘井过程。

    我非常期待他今晚将要亲自阅读和谈论这部作品,也期待他和著名的英语文学教授阿扎尔·纳菲西展开对谈。纳菲西是《想象共和国》《在德黑兰读〈洛丽塔〉》的作者。她也是DC Literary Community和Politics and Prose书店的重要作者。让我们欢迎二位。

    N:谢谢大家。奥尔罕,感谢你来到了这里。

    P:我也感谢你。

    N: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,我想读几句《列王纪》中的句子。我觉得你写的每一部作品,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你之前的伟大作品致敬。接下来这几句,讨论的是诗歌的永恒,它出现在菲尔多西《列王纪》的结尾,菲尔多西非常赞赏那些强力的统治者和国王,他说:“我来到了这段伟大历史的终点,所有的土地都会谈论我,那些我播下的种子将会在我入土后延续我的声名,而所有的智者和贤人都会在我死后将我的英名传扬。”[1]那么奥尔罕,作为一名智者和贤人,你怎么看?

    P:所有作家,除了那些郁郁不得志的,大都说过类似的话,但是在一千年后,没有几个人的名字真的留了下来。找水打井

    N:但是天才的踪迹总是不会断绝,历朝历代都有。

    P:菲尔多西的《列王纪》是“企鹅经典”丛书之一。当我最初读到它的时候,它还不是企鹅经典,只是一本不起眼的书。我很高兴,它被再度挖掘了,它是企鹅经典系列的两千本书里七八本穆斯林写作的经典之一。但是,正如荷马,他读了所有的书,他把他所有的故事放到成百上千的故事里,他非常自信。但是他仍然不满意,他认为他写出了一部杰作,但是没有获得统治者的承认和赞美。

    N:我来总结一下他的话。我们都很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说过,政权来了又去了,但天才的痕迹永存。

    回到我们的主题。我想问关于《红发女人》的第一个问题。有人说,这本书是在某种现实的刺激下写出的,我想问的是,这个现实是什么,以及,这种现实似乎也被某种神话的力量所笼罩,你能否谈谈这一点?

    P:这部书有两个层面。首先,它是通过小说的方式,对一些堪称原型的基础神话进行阐释和思考,这些神话分别属于——粗略地说——欧洲文明和我所身处的伊斯兰文明,特别是15—17世纪以波斯文化为中心的、从巴尔干到加尔各答的广大地域。所以我想比较俄狄浦斯和《列王纪》中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。不过——谢谢你指出这一点——在此之前,我确有现实的考虑。1988年夏天,当我正在写作《黑书》最后一部分,我在伊斯坦布尔的王子群岛上,就在我房子旁边的土地上,一个挖井人和他的徒弟正在挖井。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,他们仍在使用古老的手工挖井方式,从两千年前的拜占庭时期开始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打井了。但后来,人们发明了机器,开始使用自流井,通过挖井机器,人们只用三小时,就能达到这对挖井师徒需要三五个星期才能达到的深度。

    作为一个作家,我对这两个挖井人非常感兴趣。我一边写作,他们一边挖掘,他们比我快乐得多、有效率得多,他们知道目标在哪儿。后来,他们开始问我,先生,我们能用一下你家的电吗?先生,我们能喝口水吗?与此同时,我也在观察他们。他们每天起得比我早。大概早上四五点钟,他们就会生火煮饭,就像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样。而且和小说一样,他们也带着一部便携式电视机,这为他们提供了唯一的娱乐。偶尔他们会去市中心,就像我和当时的妻子一样。不过我们回来就是晚上11点了,但是他们在晚上早早就入睡,因为第二天还要很早起床。

    我不停地看他们,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我脑中,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写出了这部《红发女人》:一天早上,天气开始变得很热,中年的挖井师傅正在怒吼,他在用一种非常有力、有威严的声音责骂他的徒弟;但是当他们一起看电视、吃饭时,这位师傅完全是另一个人,他会问:你要放姜吗?你饿了吗?他变得非常温柔、充满关切。这个情景令我印象深刻,久久不忘。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完全是另一回事,我的父亲从来不吼我,不骂我,把我当作和他平等的人,但是另一方面,他也从未表现过这样的关怀,从未关注过我细微的心理,不会问我是否快乐、饿不饿,甚至也不清楚我在学校读哪个年级。他是一位常常不在身边的父亲。所以,挖井师徒的关系让我非常着迷。

    当我决定要写这个小说,我打算要强化这个挖井师傅身上权威、专断的一面,同时我也想到了一些与这种性格、这种心理相关的神话。事实上,这样的灵感,也启发了我创作《我的名字叫红》这部书。

    N:太好了。

    P:是的,我在写《黑书》时观察到这一幕,就记住了这个挖井师傅和这位如同他儿子一般的徒弟。后来,当我着手准备《我的名字叫红》,我遇到了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这个故事。它引起了我的注意,是因为它几乎是俄狄浦斯故事的镜像。我非常吃惊。当时我并没有立即联想到这对挖井人,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对称性。

    N:你在书中写到了父亲的话题。在《俄狄浦斯王》和《列王纪》里,我们看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父亲,一种是影子一般笼罩、控制自己的儿子,另一种是缺席的、更加平等看待儿子的父亲。这两种类型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?而你的故事和这两种神话,又有怎样的联系?

    P:我自己的父亲,并非那种封建的、专制的父亲,但是另一方面,他也常常不在我身边,不会关心我日常生活的细节。反而是我的母亲,一直在关心我的好恶、照料我的生活,她会问:你饿了吗?你喜欢这个那个吗?当然,这不意味着,我自己的经历暗藏着什么创伤,导致了我写作这部关于父子的书——你看,我活得很好,也很健康,一直在写书——但是,关于开明的父亲和专制的父亲的对比,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。这也让我想起布莱希特的戏剧《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》,在剧中,一个人可能表现出完全截然不同的两面。事实上,是弗洛伊德最早将索福克勒斯摆上了最重要的位置,在1860年代的法国,人们又上演了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王》,这部戏如此成功,人们也想把它搬到维也纳。关于这部戏的讨论非常热烈,终于,它在维也纳上演,而弗洛伊德也去看了。他当时已经非常关注弑父这一主题,他写了有关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的文章,他也写了哈姆雷特,不过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。

    对于我们土耳其人,特别是西化的、受过良好教育的土耳其人来说,当他们到访伊朗——就像我自己2003年到德黑兰——他们会大吃一惊:这些伊朗人没有忘记他们的传统,没有忘记他们民族的史诗。在土耳其的西化过程中,土耳其人并不会改写传统的经典,将这些经典变成现代的版本;相反,我们完全遗忘了这些经典。所以,许多土耳其人,包括我,都嫉妒地说,伊朗人没有忘记他们的传统。如果你随便找一个伊朗人聊天,他就会告诉你几句哈菲兹的诗句。土耳其人只能沉默。

    在俄狄浦斯的故事里,我们也对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遭遇感到同情。他的命运已经被预言了,他自己也希望逃离这可怕的命运。我们能够理解他,同情他,并从中获得了“净化”。但是,前现代的、古代的解读是,好呀,这个人希望逃离命运,违抗神的裁决,那么你一定会遭受厄运:你怎么可能逃跑?另一方面,我们现代人能够理解他,他希望与众不同,希望反抗传统,希望逃离宿命、打破规则,这些都是他独特个性的表现。

    土耳其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传说,但是或多或少还知道它们。我是在写《黑书》时发现这一点的。如果你去伊斯坦布尔问一个人,鲁斯塔姆是谁,他会告诉你,他是一个英雄。如果你问他们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讲了什么,他们可能就不知道了。然而,当你向人讲述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,他就会告诉你:“哦,我曾在电影里看过!”这是因为,尽管在土耳其现代化的进程中,我们忘记了这些故事,它们仍然以荣格所说的“原型”的方式,残存于我们土耳其人的记忆中。土耳其电影大量使用这些原型,有时是有意识地,大部分时候是无意识地。这就是我这本书提及这些故事的意义。

    三十年后,当我发现我的国家越来越专制,我就问我自己,为什么我不写一个故事,一个节奏很快的故事,来讨论这些父子关系?我们的人民依然选择现在的统治者,投票给他,尽管他们知道他是一个独裁者。这或许是因为,人们选择了跟随挖井师傅一起“找水”,也就是说,更关注经济的发展,当然与此同时,他也会杀死自己的儿子。

    N:有时,专制的父亲能够为你带来某种安慰,因为他能够帮你解决许多困难。在你的小说里写到,儿子恩维尔说过,为了得到自由,他必须弄瞎他的父亲,让他的父亲不再看着他。找水打井

    P:好的,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部小说最为“性感”的地方。

    N:我们还没有来到最性感的地方。

    P:我说的不是关于那位女人的部分,我说的是政治的部分。我的小说,最终并不是一个象征。一个象征的故事,就会告诉你,比如,这个是代表贝雅特丽齐,这个是代表爱,等等。在一个象征的故事里,看到最后,我们会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、最终的意义,但是我的小说并不是这样的。我的小说,反而是想要提醒你,历史和神话中被人为建构的一面。我希望让读者感到,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、顺理成章而接受下来的传统或原型,都有某种人为建构的成分。

    当年我遇到的那对挖井师徒在三周后挖好了井,完成了工作。当时我三十七八岁,还是一名不那么有名的作家,我问他们,你们愿意和我谈谈吗?那位师傅非常爽快地说“好”。他告诉我,当时在伊斯坦布尔西郊,一个雇主雇他去打井。那片土地非常干旱贫瘠。如果他在那里找到水,就好像找到宝贝一般。然而他最终没有找到。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这个故事。

    后来,我也在思考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,然后这个挖井人的故事,和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开始慢慢融合在一起了。四年前(2013年),我开始决定要写下《红发女人》这部小说。我有意识地告诉自己,这次我一定要写一部很短的小说,虽然最后英文版还是有250多页。

    N:我想谈到更令人激动的地方了。在小说中,这位红发女人不是天生红发,而是染的。我想读两段您小说中的句子,我实在太喜欢了,她对另一位天生的红头发女人说:“您头发的红色是天生的,而我的红色出于自己的决定。……对您来说这是天赐禀赋,是与生俱来的命运,对我而言则是自主意识的选择。”我觉得这太美了。在我印象里,这是整部小说中唯一谈到“选择”的一个人物,她自己做出了选择,并且坚持了这个决定。

    P:我以她的独白作为小说的最后一部分,是因为,尽管我已经写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——并用现实主义作家的方式,认真考察、还原了许多挖井的细节——我觉得这还不够。我上高中时,学校让我们读英文版的《俄狄浦斯王》,也让我们读了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,我感觉就好像,我已经做完了所有的家庭作业,但是还缺点什么。我想,那就是我还要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整个故事。就像我早期创作时那样,我有种奇怪的热情,想要在土耳其这个国度,做某种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。当然,这听起来很矛盾,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男人,竟然想做女性主义者。

    在俄狄浦斯的故事和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里,尽管都有一个不断悲伤哭泣的女人,但这个女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和挑起可怕的灾难。我想从女性角色的角度,重写这个故事,将整个小说里外颠倒过来。在《红发女人》里,红发女人的儿子和丈夫互相想要杀死对方,但是她没有不停地哭泣,她很好地控制了自己。

    之前我在英国,看到满大街上的人都是红头发。不过在土耳其,红头发非常少见,大多数是染的。西尔维娅·普拉斯在她的诗歌里已经将红发女人的形象描绘得很清楚了,在此我不会重复[2]。在土耳其,几乎不会有天生的红发,但你仍然能看见一些红头发的女人,她们大部分是染成红发的。在西方,红头发被赋予的特质,在土耳其也一样被承认——愤怒、强大、与众不同,她也许是演员,也许没有结婚,也许有些放荡轻浮。红发代表了这些负面的因素,也许你会认为,没有人愿意成为红头发,但是我想说的是,依然有人主动选择成为红发。她们染红发时,潜台词就是:没错,我就是这样,我选择成为这样,我足够强大。这就是我喜欢的形象——她的能量发动了小说的核心事件,我希望将她的力量注入这些古老的故事中。

    N:看到这个女性形象的颠覆力量,确实令人吃惊。我想到在《列王纪》中,塔赫米娜引诱了苏赫拉布。

    P:我上一部作品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是有关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史诗,时间跨度达到四十年,其中的女性人物是我们社会环境中典型的女性,她们被宗教、社会、传统,特别是被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所压制。我看了一个调查数据,在土耳其,64%或65%的财产登记在男人的名下,如果你往土耳其东部走,这个比例还会上升,如果你往西部走,这个比例就会有所下降。

    N:在书中,塔赫米娜对苏赫拉布表达了自己的爱意,主动引诱了他。

    P:有一种陈词滥调的观点,大家普遍认为,在我们的传统中,女性大受压迫——被传统、宗教、文化、男性所压迫。西方报纸上都写,我们的女性受到压迫,没有反抗。但是我在我最近的两本书里想说的是,我们的女人仍然会反抗——用她们的幽默、愤怒、故事的力量。

    N:在我们结束对话之前,我能否请您读一段您书里的文字?

    P:好的,在我要读的这一段里,这个主人公多多少少有些像我自己,因为他说的,无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了。这位说话人是一位十六七岁的高中生,他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,他和他父亲都是非常世俗化的,他的父亲也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,经常不在家。他是在三十年后,以另一种不同的语调,讲述这个1980年代的故事。你知道,如果是隔了三十年,我们可能会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当年的事情。

    菜园旁边的院子里正在打井。我时常过去看他们干活:师傅用镐和铲在下面挖,两个徒弟把他挖的土拉上来,倒掉。

    徒弟们摇动木制辘轳的两个把手,伴随悦耳的沉吟声,把师傅运上来的满满一桶泥土卸在一旁的手推车上。紧接着,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个徒弟推车去倒土,比他年长、高大些的那个对井下喊声“来了!”,又把桶放还给师傅。

    师傅一整天都很少上来。第一次见到他,是在一次午歇,他抽着烟。那是一个跟父亲一样身材高大、英俊而瘦削的人,但不同于父亲的冷静、和蔼,他很暴躁,经常训斥徒弟。考虑到让我目睹这一切会令他们不快,因此师傅上来时,我很少靠近井边。

    六月中旬的一天,井那边传来一阵欢呼和枪声。我走近一瞧,竟是井里挖出了水,闻讯赶来的里泽土地主兴奋地向空中鸣枪。我嗅到一股沁人的火药味。土地主给师傅和徒弟们打了赏。这口井会在他即将于此处兴建的工程中派上用场。城市水源那时还未引至格布泽郊区。

    接下来的几天,再没听到师傅训斥徒弟。一辆马车拉来成袋水泥和少许铁材。一日午后,师傅用混凝土灌注井口,加上铁盖。趁大伙心情舒畅,我也跟他们凑得更近了些。

    【提问环节】

    读者1:我必须承认,我只读了《黑书》,对我来说它特别难。最近我在读纳吉布·马哈福兹(Naguib Mahfouz)的小说,他记录了几十年间埃及人和埃及社会的变化。我想知道,您的小说,除了讲故事之外,是否也在记录土耳其的演变和土耳其当下的状况?

    P:我这部很短的小说,有两大来源:首先是我亲眼所见的现实故事,就是那个挖井人师徒的故事,挖井师傅有两种态度,一种是非常独断的,一种是非常体贴、善解人意的,这是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最初动机;另外,土耳其变得极端专制,几乎没有民主可言,也没有言论自由,所以我四年前决定写这本书。

    读者2:我读《纯真博物馆》的时候,感到最糟糕的时刻就是读完它的时刻,我希望它永远地继续下去。我想问,这部书里的叙事人也叫奥尔罕,他是否就是您自己?

    P: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,我是不是我小说中的叙事人,不仅是针对这本书。有很多人问我,您就是《纯真博物馆》里的凯末尔吗?仿佛也是在说,你自己是不是也做过这些奇怪的事情?翁贝托·埃科说,当你的读者超过两万,你就开始无法向他们解释真实和虚构的差异了。为了满足这些读者,我也将书中的物件做成了真正的博物馆。所以,我也是凯末尔。实际上我在《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》里的一章写过这个悖论。我想,即使小说家本人经历了整件事,作者最终仍然希望读者认为,这个故事是虚构的,是来自小说家的创造。换句话说,写小说就是,写你自己的时候,让人认为你不是在写自己,而是写普遍的人性,而在你讨论普遍的人性时,又能让人认为,你在写你私人的苦恼。

    读者3:我有两个问题。1,你最喜欢的当代的小说家是谁?2,你认为,土耳其有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智慧,可以带给我们DC的观众?

    P: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几个作家有:托尔斯泰,陀思妥耶夫斯基,普鲁斯特,托马斯·曼。如果谈到更近的作家,我喜欢纳博科夫,卡尔维诺,博尔赫斯,这些被称为后现代作家的作者也深深影响了我。

    至于第二个问题,如何面对当下的土耳其,我想说,不要失去幽默感,不要放弃希望,不要崩溃,不要失去理智,永远不要对现代价值、对言论自由丧失信心。

    读者4:你有没有读过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信?你怎么看?

    P: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封建的父亲,他和我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。我常说,他就像我的兄弟。卡夫卡给父亲的信非常真挚,他所有的理论都以一种自然、不加掩饰的方式流露在信件中。

    读者5:我关心的是当代作者从古代经典中汲取资源的问题,比如科尔姆·托宾、库切都这样做。

    P: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当代的现象,比如我刚刚就说过1860年代,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王》就再度兴起了。我自己有意识地想要重写这些古代故事,因为土耳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遗忘的过程。虽然我也赞成世俗化,但是我不认为应该抛弃所有的古代文化。我重写它们,也许会去除一些宗教的、专制的、保守的因素,更新它们的面貌,使这些故事更加具有现代性。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崇拜这些古代经典,我更想做的是重新审视它们。

    读者6:在你写过的所有作品中,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?

    P:我曾经开玩笑,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小贩,他可以自己行走,不必再需要我的帮助。《我的名字叫红》《黑书》《雪》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和《红发女人》《伊斯坦布尔》,都是我很喜欢的书,还有一些书就不那么有名了,我并不会对它们感到生气,我生气的是使它们默默无闻的周遭环境。在西班牙,大家都很喜欢《伊斯坦布尔》,在美国,人们很喜欢《雪》,在中国,大家更喜欢《我的名字叫红》,在土耳其,大家一开始很喜欢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。二十年间,《我的名字叫红》卖了二十五万册,但是新书《红发女人》二十个月就卖了二十五万册,这让我很吃惊。

    读者7:在土耳其当代作家里,有没有人引起你特别的注意?

    P:不要问我关于年轻一代作家的问题,我无法每时每刻关注最新的信息,而且我很害怕我的评价不够公允。影响我最大的作家比我大三十、四十或者五十岁。在土耳其共和国最初几十年,大家都希望变得现代、变得西化,读土耳其或阿拉伯语的古代经典显得过时,但是现在早就不是这样了。但是我不能说谁在改写古典这方面做得最好。

    [1] 《列王纪》张鸿年、宋丕方译本作:“当这著名的王书已经写完,国内会发出一片赞美之言。只要他有理智、见识和信念,我死后必会把我热情颂赞。我不会死的,我将会永生,我已把语言的种子撒遍域中。千万句祝福,千万句赞美的话,千万句颂词献给穆斯塔法。”

    [2] 指普拉斯的《拉撒路夫人》,诗中写道,“我披着一头红发/从灰烬中升起/像吃空气一样吃掉男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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